缪迅我的几位小学老师2

我的几位小学老师

（2）

文/缪迅

年9月，我在北苏州路小学毫无悬念地升入三年级。新来的班主任仲月娣，也是教语文的。

年这一年，无论是共和国的宏大叙事还是我个人的微观叙事，都是极不平凡的一年。这一年，中苏两党公开论战到了白热化地步。之前的年陆续发表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，轰动世界，连我这个识字不太多的小学生也被吸引了。顺带着，我还从报上读到了批判几个苏共小跟班的文章，其中有《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》《分歧从何而来——答多列士等同志》。虽然还是称他们为“同志”，但批起来是一点也没啥客气的。别的我忘了，只记得老资格的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居然在意大利政府内阁中担任“不管部长”，当了部长，却是“百事不管”的部长，让我想破小脑袋也想不明白。

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

记得年那些日子，我家的日子已经走出“三年困难时期”那种入不敷出、寅吃卯粮的困窘，但还是不够宽裕。比如，每天的早饭都是泡饭当家，有时候我实在不想吃隔夜菜“过泡饭”，就用“古巴砂”这种不用糖票只需花钱就能买到的“进口砂糖”来淘泡饭吃，呼噜呼噜就是一大碗。不过，可能是和卡斯特罗少校闹了点不愉快，或是传说“古巴砂”吃多了可能会得肝炎，反正，某一天早上一觉醒来，“古巴砂”就忽然地从市场上也从我家的糖罐里消失了。

不多扯了，还是说说我的小学第二位班主任仲月娣吧。比起前任俞金铃来，仲老师是温和多了。不过，她还是动不动地要批评学生。我就被她训过几次，还哭过鼻子。有一次，不知我犯了那条纪律，中午下课时，全班同学都回家吃饭了，仲月娣却让我留在“南院”（学校教学楼分“南院、北院”）三楼晒台上的教室里“反省”。饿着肚子的我也不敢溜走，只得乖乖地呆在教室里。中午12点多，有一位老师（后来我知道她是王素清老师）走过教室，看到我一个人眼泪汪汪地呆在里面，有点奇怪，就走到窗口问起缘由。得知我还没吃饭，就让我赶快回家吃饭，她说会和仲老师说的。于是我赶紧回家，老妈得知后，气不打一处来，这不是体罚学生吗?立马要到学校里去和她理论一番。但最终还是没去，算了，毕竟我还没有饿得昏过去呀。

那时候，因为老是在家里一盏小电灯泡的弱光下翻阅《学生字典》，我的视力已经发生问题了，提前把眼睛搞近视了。上课时坐在后面的座位总是要眯起眼睛看黑板。仲月娣了解了这个情况后，让我到学校卫生室刘洗玉老师那里接受康复治疗。其实就是站在北院二楼，戴着老花镜眺望远方，此所谓“雾视法”也。当年我从一期《儿童时代》上看到这样一篇报道：一位女生，本来差不多是铁板钉钉的近视眼了，硬是通过“雾视法”等手段恢复到了“1.5”，真厉害。不过，这个“雾视法”对我没用。从此以后，我这顶近视眼的帽子就再也脱不下来了。

《儿童时代》杂志

三年级时，学校开始兴办各种学生课外兴趣小组。我因为在课堂上讲过董存瑞的故事，讲得还行，仲月娣就让我参加学校的讲故事小组。指导老师是学校唯一的一级语文教师沈素娥老师。沈老师不仅教我们讲故事，还经常带着我们去宝山路上的闸北区少年宫，参加在那里举行的故事会或让少年宫老师给我们讲怎样讲好故事。暑假里，还让我参加了少年宫举行的纳凉晚会，看了一台蛮精彩的演出。

闸北区少年宫

从学校或家里去区少年宫，都是走着去的，一个来回也要一个多小时。但我每次去区少年宫都很开心。到了四年级，闹wg了，那个讲故事小组自然是歇了菜。因为和老公结婚时，老公已经在其“地主家庭”生活到18岁的缘故，沈素娥老师被戴上了“地主婆”的帽子，剥夺了上课权利，每天“监督劳动”，还多次遭到批斗，受了很多屈辱。我毕业时，她还没被“解放”呢。

当时，学校里讲故事讲得最好的是六年级的高爱勤。他父亲是海军军官，不过，很奇怪，他家不住在部队营房里，却住在我家隔壁那条弄里的一条支弄里，和老百姓住在一起；我有时看到穿着“四个兜”的海军军装的高爱勤他爸和一弄堂的居民们走在一起，一时还有那么点“军队和老百姓，咱们是一家人”的赶脚呢。

高爱勤是少先队大队长，普通话讲得特好。因为我大姐曾是北苏州路小学少先队大队长，在学校里那是相当的有名，我也沾了点光。一些老师见到我都说，这是缪建华的弟弟。爱屋及乌吧，高爱勤看到我总是很亲切地打个招呼。在好几次早上举行的全校升旗仪式上，总能看到戴着“三道杠”标志的高爱勤敬着队礼高呼：“为共产主义事业”，站在操场上的我们这些小队员随后也敬着队礼高呼：“时刻准备着！”高爱勤脸部特征明显，有一双犀利的眼睛，还有两道浓浓的眉毛，绰号“猫眼”，倒也大致贴切。

年上半年，还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军队取消了军衔制。官兵一致的“65式军服”是“一颗红星头上戴，革命的红旗挂两边”。干部和战士的区分仅仅是四个兜还是两个兜。我们少先队也要学习解放军呀，于是那年的六一儿童节，也取消了少先队干部的标志，也就是从此没有一道杠、两道杠和最亮眼的三道杠了。大家都一样，就是一条红领巾。这让很多少先队干部心里不爽，而我这个虽然是第一批入队，却“一长也不长”的小队员，心态倒是平衡了不少。

年夏天，wg骤起。高爱勤等六年级同学也拉起大旗，成立了“组织”。小学生造反，还是比较温和的，还能讲一点政策。有一次，我班上的施锡联、楼康华这俩小子欺负我，居然要“勒令”我怎么样怎么样。我一时气不过，和他俩一起吵到高爱勤的那个“组织”。高爱勤一眼认出了我是缪建华的弟弟，当然是帮我咯。立马训斥这俩小子说，你们有什么资格“勒令”？还问了这俩小子的“成分”，这下，这俩小子露怯了，低头细声地说“职员”。呵呵，在那个时候，这个“职员”处于中间地带，比不上“红五类”出生的那么硬气。之后没多久，小弟我也扬眉吐气，机缘巧合地当上了“红小兵团委员”。

仲月娣老师也就当了我三年级的班主任。年年底，仲月娣老师的老公全厂支援三线建设，成建制迁往江西山区。仲老师作为家属随同迁往。学校为仲老师举行了个欢送会。我也出席了，还发了言，说了一通豪言壮语来为她“壮行”。校革会成员胡昌慧清唱一曲《红灯记》李铁梅的“做人要做这样的人”。仲老师也表演了一段舞蹈。没看懂这是新疆舞呢还是蒙古舞。

说实话，我当时内心还是有点为仲老师难过的，仲老师毅然辞掉蛮不错的小学教职，随丈夫去相当艰苦的江西搞三线建设，以后她就不是上海户口了，也不可能再回到学校当老师了。去了江西后，她和她丈夫过的日子，肯定和上海是不能比的。艰苦的考验在等待着她呢。

江西婺源

以后，再也没有听到仲老师的消息。或许，若干年后，她和她丈夫及其子女又回到了上海，或许这辈子就扎根在江西了。很多支内的上海人最终都未必“叶落归根”，把家留在江西这片红土地上。这些年来，江西我是经常去走走看看的，早就是“旧貌换新颜”了。为国家三线建设做出贡献的如仲老师那一代老上海人，居住在如今的江西也是不错的。

鸣谢：缪迅先生赐稿分享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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